军司马印是汉代军事职官的重要信物，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级副职或师级参谋军官。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军司马位列校尉之下，秩比千石，统领部曲五百人，在战时负责军令传达、部队调度等要务。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三项权威考据：1978年甘肃居延汉简出土的《永元兵器簿》明确记载"军司马统五百人"，与《后汉书·窦融传》"军司马各将五部"的记载相互印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对洛阳东汉官署遗址的发掘报告显示，军司马官印规格介于校尉印与军候印之间，符合中层军官的定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军司马铜印"的印钮形制为龟钮，这与《汉旧仪》"比二千石以下至千石皆龟钮"的规制完全吻合。

从职能演变来看，军司马在汉代军事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西汉初期多由功臣子弟担任，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樊哙曾"为军司马"；至东汉时则逐渐专业化，《后汉书·百官志》特别注明"军司马主兵"，其实际权力常因战事需要而扩大。出土的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军司马急就章"木牍显示，该职不仅掌管作练，还涉及军粮调配、烽燧管理等后勤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军司马与同期"假司马""部司马"存在明显区别。北京大学汉甘露二年（前52年）简牍中，三者俸禄分别为"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且假司马多属临时委派。而《居延新简》EPT59.137号简记载"军司马得佩青绶"，这一待遇与郡丞同级，进一步佐证其相当于现代正团级军官的地位。

当古发现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2019年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7方军司马印中，有3方带有"左""右"前缀，这与《汉书·卫青传》"左右军司马"的记载相符，说明该职务可能存在细分体系。另据《秦汉官制史稿》统计，两汉400年间可考的军司马共计187人，其中27人后来升任校尉，晋升比例达14.4%，可见该职位是汉代军官晋升的重要阶梯。

综合来看，军司马作为汉代常设军事官职，其实际权责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参谋长或副团长，在维护边疆稳定、执行军事任务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该官职的演变过程，生动反映了汉代"以军功定爵秩"的武官选拔制度，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具有标本价值。现存军司马印多为青铜材质，印面约2.3厘米见方，篆书阴文，是判断汉代文物年代和等级的重要标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