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主要在罪犯被收监后强制穿着，秦朝起形成制度化规范，囚衣穿戴贯穿整个服刑期。具体而言：未决犯（待审囚犯）需自备或家属提供衣物，已决犯（定罪者）由官府统一配发囚衣；季节性更替方面，秦律规定夏衣（4-6月）与冬衣（9-11月）分时发放，费用通过劳役抵偿；特殊情况下，贫困囚犯可获官府救济性供给。穿戴的核心目的是通过赭色粗麻服饰进行身份标识与管理控制，其制度设计反映了古代司法体系对罪犯的惩戒与规训逻辑。

从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考证，古代穿戴制度最早可追溯至秦朝《秦律十八种》的明文规定。该律载明囚犯需在服役期间接受官府配发的夏冬两季衣物，夏衣价值55钱、冬衣110钱，费用需通过劳役折抵。这种制度设计既解决了囚犯基本生存需求，又将其转化为劳动力资源。考古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进一步佐证，秦代囚衣采用红褐色（赭色）粗麻材质，通过色彩与材质的双重差异实现"赭衣塞路"的视觉警示效果。汉代《汉书·刑法志》延续这一记载，描述秦法严苛导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印证已成为罪犯的法定身份标识。

唐朝在管理上出现重大变革，《唐律疏议》确立"宽仁治狱"原则，实行家属供给为主、官府预支为辅的双轨制。对于拘押地距离家乡五百里以内的囚犯，强制要求家属按季送达衣粮；超出此范围或家属无力供给者，允许官府先行垫付衣粮费用，待家属知晓后补缴。敦煌出土的唐代判集文书显示，当地监狱设有专门登记囚犯衣物领取的"囚粮衣簿"，详细记录发放时间与数量。这种变革既体现儒家仁政思想，又通过经济责任连带强化家族监管。

宋代将囚犯细分为"囚"（未决犯）与"徒"（已决犯），《宋刑统》明确规定：未决犯衣粮自理，已决犯由官府全额供给，特困群体可申请救济。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地方监狱需按"春给单衣，冬给棉袄"标准配发，且严禁克扣囚衣用料。江西高安出土的宋代监狱遗址中，发现带有"囚""徒"字样的陶俑服饰差异，直观反映分类管理制度。这种改进既保障基本人权，又通过差别待遇强化司法权威。

明清时期制度趋于严苛，《大明会典》要求囚衣必须缝制"囚"字标识，清代则新增圆形补子标记罪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出警入跸图》中，押解囚犯皆着赭衣且胸前有黑色"囚"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年间刑部档案显示，死刑犯囚衣需加缝红色圆形死刑标。这种羞辱性设计源自上古"象刑"理念，即通过服饰羞辱替代肉体惩罚，其本质是礼法结合的统治技术。

从法制史视角看，古代穿戴制度演变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从秦朝强制性统一着装，到唐宋分类分级管理，体现司法文明的进步；二是材质始终采用低劣粗麻，通过"异于常人之服"实现身份区隔；三是色彩选择赭色（间色）的传统延续两千年，暗合"正色贵，间色贱"的礼制观念。现代监狱囚衣编号制度，实质上正是古代赭衣标识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