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韦陀像的断代主要集中在西夏和明代两个时期。以宁夏银川出土的鎏金韦驮铜造像为例，其高58厘米、重17千克，具有典型的西夏风格特征：盔缨飘拂、护耳翻卷、双手合十横托降魔杵的造型，与西夏文《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首佛画中的韦陀形象高度吻合。该造像足踏的半马蹄形山岳台座，是西夏时期区分佛与护法神等级的重要标志。

明代韦陀像的断代依据则更为多元。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明崇祯十四年铜镀金韦驮菩萨像，高120厘米，台座刻有明确纪年铭文"大明崇祯辛巳年虔命御用监恭造"，证实为明代宫廷御用监铸造。该像右手托金刚杵的造型，反映了《封神演义》流行后天王部属的护法神形象演变。台州国清寺收藏的明代青铜韦陀重达1.5吨，其眼部刻画技法具有典型的明代写实特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断代争议焦点集中在马蹄形台座的源流。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台座是明代韦陀像的典型特征，而西夏文典籍记载的相似造型则可能源于元代风格传承。考古发现表明，西夏时期的韦陀造像已形成固定范式，如银川出土像与宋《阿毗达摩顺正理论》记载的"双肘横托降魔杵"造型完全一致。明代韦陀像在继承前代元素基础上，发展出更精细的甲胄纹饰和纪年铭文传统，如新乡市博物馆藏清代韦陀铜像的锁子甲、兽面腹吞等细节，明显承袭自明代铠甲规制。

从艺术风格演变看，西夏韦陀像注重整体气势的塑造，面相方正威严，鎏金工艺厚重；明代作品则追求局部精细，如北京故宫藏明铜韦陀像的铠甲鳞片、腰带绶带等均采用失蜡法精密铸造。材质方面，西夏多使用青铜鎏金，明代则出现铜镀金、汉白玉等多种材质。目前学术界较公认的标准是：无铭文的马蹄形台座造像优先考虑西夏时期，带有纪年铭文或精细甲胄纹饰的则属明代作品。这种断代方法在2021年咸阳窖藏青铜器鉴定中得到应用，尽管存在争议，但为两类韦陀像的区分提供了操作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