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萌生于战国时期。这一结论基于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的双重验证，揭示了汉字演变史上这一关键书体的真实起源。

战国末期是隶书萌芽的重要阶段，这一观点得到现古学的充分支持。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木牍，其墨书文字已呈现明显的隶书特征：笔画由繁化简，线条由曲变直，横画末端出现波磔雏形。经考证，这些木牍为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的遗物，将隶书实物证据提前至战国中期。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简文中篆书圆转笔法已向隶书的方折笔画过渡，且出现提按用笔的变化，形成典型的"波势"笔法。这些考古发现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认为程邈创制隶书的说法，证明隶书的形成是渐进的社会化过程，而非个人独创。

从文字学角度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催生了书写效率的需求。秦国作为宗周文化继承者，其篆书体系严谨但书写繁复。随着政务文书激增，下层官吏为求快捷，自然衍生出简化篆书笔画的"草篆"，逐步演变为古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所言"隶书者，篆之捷也"正是对这一演变本质的精准概括。现代学者徐利明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提出，隶书直接承袭战国手写体，与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一脉相承，而非经由秦小篆演变而来。

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汉书·艺文志》记载秦代"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虽将时间定于秦代，但结合青川木牍等战国文物可知，所谓"始造"实为官方认可而非真正起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代"初有隶书"的表述，应理解为对既有书体的规范化整理。20世纪出土的战国至秦代简牍墨迹显示，当时简化的草篆已普遍使用，字形从篆书的长圆变为扁方，捺脚波磔特征明显，被学界统称为"秦隶"，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

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也支持这一结论。从青川木牍到睡虎地秦简，再到西汉马王堆帛书，清晰展现了"隶变"的完整轨迹：篆书圆转笔意逐渐消退，方折笔画日益增多；结构从象形描摹转向符号化构成；章法从严谨规整变为错落自然。这种变革绝非突发，而是历经战国至西汉四百余年的渐进过程。现代书法理论将战国末至西汉初的隶书称为"古隶"，其特征既保留篆书遗韵，又孕育楷书雏形，恰是文字演变过渡阶段的典型体现。

国际学术界同样认同这一观点。大英博物馆藏战国秦简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汉字书写已出现隶变倾向。日本学者松井如流在《中国书道史》中强调，隶书萌芽于战国纷争时期，是文字适应社会变革的自然产物。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书法列入非遗名录时，特别指出"战国木牍揭示了隶书的早期形态"，从国际视野确认了其历史地位。

隶书萌生于战国时期的结论，既有考古实物支撑，又符合文字演变规律，更得到跨学科研究的验证。这一认知不仅修正了程邈创制说的传统观点，更深刻揭示了汉字体系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对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