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隶书最早出现的年代，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其萌芽于战国晚期，正式形成于秦代。这一结论既有传世文献记载支撑，亦得到现古发现的佐证。

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明确指出："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将隶书的出现明确归因于秦代。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进一步阐释"隶书者，篆之捷也"，说明隶书是为适应政务繁冗、提高书写效率而对篆书进行的简化。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程邈在狱中整理民间简化文字形成隶书三千字，获得秦始皇认可，这一说法虽带有传说色彩，但反映了秦代官方对隶书的规范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也记载秦代"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明确指出隶书名称源于其使用群体——下层官吏（徒隶）。

考古发现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木牍上的百余字墨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隶书实物，其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晚期，证明隶书在秦统一前已开始萌芽。睡虎地秦简中的文字形态则展现了由篆到隶的过渡特征，字形开始方正化，笔画出现波磔变化。这些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表明隶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战国晚期出现雏形，秦代完成规范化，至汉代发展成熟。

从文字演变规律看，隶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随着社会事务日益繁杂，篆书繁复的笔法和严谨的结构难以满足快速书写的需求。秦代推行"书同文"政策时，必然要选择一种兼顾规范与效率的书体，这就为隶书的定型提供了历史契机。程邈整理文字的说法，实质是对这一规范化过程的具象化表述。

目前学界对隶书起源时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有学者根据部分战国简牍上的笔迹特征，认为隶书萌芽可能早至战国中期；另有观点强调东汉碑刻才代表真正成熟的隶书。但综合文献与实物证据，将隶书的正式形成定位于秦代，既符合历史记载，也与文字发展规律相吻合。这一认识对于我们鉴定早期书法文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秦简和西汉初年简牍上的文字，往往呈现由篆入隶的过渡特征，这正是判定其年代的关键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