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层面，任何形式的主动加速患者死亡行为均构成故意罪，包括医生协助自杀或家属擅自停止治疗等行为。我国现行法律未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仅在极特殊情况下允许被动安乐死（如撤除维生设备）。医疗实践中，医生对临终患者可采用舒缓治疗减轻痛苦，但必须严格遵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诊疗规范。

从医学与法律实践角度分析，加速死亡涉及三重核心矛盾：首先是技术干预与自然死亡的冲突。晚期癌症患者常面临"被医疗技术延长"的痛苦，如气管切开、鼻饲管等侵入性操作，这可能导致"以爱为名的医疗暴力"。上海瑞金医院案例显示，晚期胃癌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后平均生存期不足一年，却需承受器官衰竭等并发症折磨，客观上形成了"延长的酷刑"。其次是家属情感与患者尊严的失衡。当子女因独生子女政策承受照护压力时，可能产生让患者"早日解脱"的念头，但根据《刑法》第233条，即使出于怜悯动机的加速死亡行为仍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最后是医疗决策权的归属问题。巴金先生"长寿是折磨"的案例表明，患者自主权常被家属和医生的"救治执念"架空，而《护理学》明确指出，被动安乐死需以患者明确意愿为前提。

现有法律框架下，更可行的路径是完善预立医疗指示制度。美国部分州推行的"医生协助自杀"（PAS）需同时满足：患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名医生确认生存期不足6个月、患者三次提出书面申请等条件。相比之下，我国对临终医疗决策的规范仍显不足，导致实践中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过度治疗加剧痛苦，如某八旬脑出血患者被强制抢救10天，头部水肿如气球；要么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如肝癌患者家庭举债购买靶向药仍人财两空。建议参考《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多学科委员会，对终末期医疗方案进行第三方评估，既防范家属或医生的单方面决断，也避免将本属医疗的问题简单推向刑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