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作为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受贿案件中涉及大量玉器收藏，但官方通报中未明确披露具体数量。根据公开报道，其受贿财物总价值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其中玉石、字画等"雅贿"物品占相当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类似案件中，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1300余万元中，玉石类礼品占比高达八成，这为估算徐才厚案中玉器价值提供了参照系。

从司法实践看，高官受贿案件中玉器作为"雅贿"载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玉石资源稀缺性使其成为隐蔽的财富储存形式，如倪发科曾公开宣称"玉石比钱财更安全、更有传承价值"；二是玉器估值存在法律争议，例如重庆文强案中一幅字画被鉴定为364万元，后经国家文物部门认定为赝品不予采信；三是涉案玉器往往与现金受贿形成组合，如山西某厅长案件显示其同时收受1.5亿元现金和大量玉石古董。具体到徐才厚案，2014年东营中院审理显示，其通过妻子女儿收受的贿赂包括名贵玉石、黄金制品等，但鉴于玉石鉴定需要专业机构参与，最终司法认定可能采用相对保守的估价原则。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清东陵被盗文物中的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白银，翡翠西瓜单件估值220万两，这类历史数据可作为当代涉案玉器的价值锚点。从金融视角看，玉器在贪腐案件中实质充当了"非标准化资产"，其变现难度与估值波动性反而成为洗钱行为的保护伞，这也是反腐斗争中需要重点监管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