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开展污染防治的核心措施包括：源头控制、技术升级和制度保障三方面。源头控制方面，通过推广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优化生产工艺减少污染物产生；技术升级上，投资废气处理装置（如RTO焚烧、脱硫脱硝设备）、废水循环系统等末端治理设施；制度保障则需完善内部环保管理体系，建立环境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环评与"三同时"制度。例如某化工企业投入3亿元用于废气治理，配备80余套处理装置，同时通过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实时管控。

这一答案的实践依据来源于当前环境治理的三大逻辑链条。从政策导向看，我国环境管理政策明确要求将污染防治纳入经济计划，2023年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已达95%以上，凸显源头管控的强制性。技术可行性层面，头部企业的实践表明，末端治理设施可将污染物排放浓度降低至国家标准以下，如某上市公司采用"深冷回收+催化氧化"组合技术使VOCs去除率达98%。第三，金融支持体系正逐步完善，环保专项资金通过税收优惠、绿色信贷等渠道向治污企业倾斜，2024年部分银行绿色贷款审批时效压缩40%，推动治污项目快速落地。

更深层的驱动力在于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4年重点排污单位超标排放罚款均值较2020年增长3.2倍，环境违法代价显著提升。同时资本市场对ESG评级敏感度增强，沪深300成分股中环保投入前30%的企业平均市盈率高出行业基准15%。这种双重压力倒逼企业将污染防治从合规要求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例如某建材企业通过余热发电项目实现年减排12万吨CO₂，其发行的绿色债券认购倍数达4.8倍。

污染防治的可持续性还需依赖长效机制。建议企业参照"预防-治理-披露"闭环：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建立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账，按季度发布环境责任报告。金融机构可配套设计挂钩减排绩效的融资产品，如某券商推出的"环保可转债"将利率与第三方环境审计结果联动，促使资金真正流向高效治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