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这一结论基于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双重印证。从考古实物来看，全国范围内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远超其他朝代，仅洛阳烧沟汉墓群就出土铜镜118面，占该遗址出土铜镜总数的63%。工艺技术上，汉代铜镜采用高锡青铜配方（铜50%、锡50%），使得镜面研磨后呈现银白色泽，硬度和反光效果达到先秦以来的巅峰水平。纹饰题材方面，汉代创新性地将天文星象（如星云镜）、神话传说（如西王母镜）与社会生活（如车马出行镜）融入镜背设计，形成15大类纹饰体系。

从生产技术看，汉代已建立专业化的铜镜作坊。临淄齐故城出土的陶质镜范显示，工匠在泥料中掺入稻壳灰以提高范体孔隙率，使镜范可反复使用20次以上。这种改良使铜镜生产效率提升300%，满足民间日益增长的需求。据《盐铁论》记载，西汉中期"一镜之价不过百钱"，相当于普通工匠两日工钱，可见其普及程度。还设立"尚方"机构监管官营作坊，长安、洛阳、临淄三大铸镜中心年产铜镜逾万枚。

文化功能上，汉代铜镜完成了从礼器到日用品的转型。《淮南子》载"明镜所以察形"，说明其鉴容功能已成为主要用途。铜镜被赋予辟邪寓意，湖北云梦睡虎地汉墓出土木牍记载"以镜辟不祥"的习俗。婚俗中，铜镜作为嫁妆的记载首次见于《风俗通义》，"聘礼中以镜喻圆满"的传统由此确立。东汉中期出现的"长宜子孙"等吉语铭文，更反映出铜镜已成为家庭传承之物。

对比其他朝代：战国铜镜虽工艺精湛但多为贵族专用；唐代铜镜虽吸收西域纹饰但晚唐后产量锐减；宋代因铜禁政策转向小型实用镜。唯独汉代铜镜兼具艺术性、普及性与文化内涵，故被学界公认为中国铜镜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鼎盛局面持续近四百年，直至东汉末年战乱才逐渐衰落，其影响力甚至远播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