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酒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甲骨文中"鬯"字的频繁出现，以及安阳殷墟出土青铜酒器内检测出的蒿属植物成分，证实了商代已存在将百草与酒混合酿制的实践。这种被称为"鬯"的特殊酒类，既是祭祀礼器，也是早期药酒的雏形。

关于药酒起源的具体朝代，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形成了双重证据链。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记载了30余种药酒配方，但其成书时间约在战国初期，而更早的实物证据来自商代。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爵内残留物经质谱分析，检测出郁金香草与动物性药材成分，这与甲骨文"鬯其酒"的记载完全吻合。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明确解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表明这种商代祭祀用酒已具备药酒特征。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青铜斝中蒿属植物发酵液体，进一步佐证了《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的工艺记载。

从制度层面考察，西周设立的"酒正"官职专职管理酿酒事务，《周礼》将"医酒"列为"六饮"之一，说明药酒已纳入王室医疗体系。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史墙盘"铭文"用盛旨酒，用孝用享"，揭示了酒类在祭祀与医疗中的双重功能。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汤液醪醴论篇"系统阐述了药酒理论，但其所载"醪醴"实为商周"鬯酒"的工艺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殷商时期药酒主要服务于王室与祭祀活动，而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普及于民间医疗，《五十二病方》中治疗疽病、蛇伤的配方即是明证。

现代科技手段为考证提供了新证据。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对殷墟酒器残留物的气相色谱分析显示，其酒精度数可达15-18%，配合芳香植物形成的微酸环境具有抑菌效果。这种特性与《周礼》记载的"以鬯浴尸"防腐技术原理相符。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的仿古实验证实，商代"鬯酒"配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率达63%，远超同期普通酒类的28%。这些数据从科学角度验证了早期药酒的实际功效。

从文字演变看，"医"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殹"与"酉"的组合，"酉"即酒器象形，暗示医疗与酒的渊源。罗振玉考证的殷墟甲骨"鬯其酒"记载，比《黄帝内经》的醪醴理论早约千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虽然战国时期药酒理论体系趋于完善，但其物质载体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柄形器上刻画的草药图案，与青铜酒器组合出土的现象，更是直观展现了药酒文化的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