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令牌主要盛行于清朝。这一结论基于现存文物、宫廷档案及工艺特征的多重证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的玉令牌明确标注为清宫旧藏，原存放于钦安殿——清代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中，其形制与工艺特征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风格。清代碧玉令牌多为方形或圆形，表面常饰龙纹、凤纹等皇家图腾，材质以新疆玛纳斯碧玉为主，雕刻技法达到古代玉器工艺的巅峰水平。

从历史脉络来看，碧玉令牌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是玉令牌的萌芽期，此时玉牌多为素面或简单纹饰，商周时期出现云雷纹、弦纹等基础装饰，汉代则以弦纹、乳钉纹为主，但碧玉材质因原料稀缺而产量有限。明代是玉令牌的艺术转型期，陆子冈等苏州玉匠将书画艺术融入玉牌雕刻，奠定子冈牌范式，但明代碧玉分级体系尚不完善，碧玉令牌多为五级以下浅色玉料制作。清代则迎来碧玉令牌的鼎盛期，乾隆朝对玛纳斯碧玉矿的大规模开采解决了原料瓶颈，宫廷造办处聚集顶尖玉匠，结合蒙、藏等多元文化元素，使得碧玉令牌在工艺精度与文化内涵上均达极致。

工艺特征方面，清代碧玉令牌具有三大辨识标志。其一是独特的雕刻技法，采用锋利的具配合解玉砂，阴线沟底可见细密颗粒痕迹，转弯处呈现砣痕叠压特征，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笨拙的砣工形成鲜明对比。其二是材质选择严格，多选用玛纳斯矿区的六级以上碧玉，颜色呈浓郁的菠菜绿且带有自然黑点，在强光下可见纤维交织结构。其三是纹饰规制明确，道教题材令牌常饰八卦纹、云雷纹，宫廷用牌必刻龙纹、夔龙纹，且龙头朝向、爪数均有严格等级区分。

从文化功能角度考察，清代碧玉令牌承载三重价值。作为礼器，乾隆朝碧玉玺中有七方为碧玉材质，占比超30%，可见其在国家祭祀中的重要地位。作为身份象征，不同纹饰对应不同官阶，例如五爪龙纹牌仅限亲王使用。作为艺术载体，其融合了苏州玉雕的文人意趣与宫廷艺术的富丽风格，例如故宫藏碧玉浮雕令牌，正面雕山水楼阁，背面刻御制诗文，体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创作理念。

现存最重要的实物佐证包括两组权威藏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碧玉道教科仪令牌，长12.8厘米，厚0.9厘米，通体墨绿色，正面阴刻雷纹，背面篆书"敕令"二字，经红外光谱检测确认为玛纳斯碧玉。另一组是2019年贝斯达拍卖的战国至汉代玉令牌组，其中汉代碧玉令牌呈青绿色，尺寸较小且纹饰简朴，与清代碧玉令牌的华美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碧玉令牌在清代的工艺飞跃。这些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确证碧玉令牌的黄金时代当属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