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流行的铜墨盒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白铜墨盒、黄铜墨盒、紫铜墨盒以及采用"三镶"工艺的复合材质墨盒。从造型上看，常见的有方形、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扇形、菱形、六角形、八角形、桃形、琴形、鼓形、梅花形和琵琶形等多种样式。这些铜墨盒大多产自北京琉璃厂一带，由陈寅生、张樾臣、姚茫父等刻铜名家制作，部分还融入了齐白石、陈师曾等书画名家的艺术创作。

铜墨盒作为清代中晚期兴起的文房用具，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治至清末时期，以陈寅生为代表，开创了铜墨盒的艺术化道路。陈寅生是首位在铜盒上刻字的艺人，他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后改为"万丰号"，其刻铜艺术以纤细秀丽著称，能够将书法作品中的楷、行、草、篆诸体完美呈现于铜面。这一时期的铜墨盒主要流行于文人雅士等小众文化群体中，持续了约50年。第二个阶段是民国时期，以张樾臣的同古堂为代表，铜墨盒开始广泛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文人案头必备之物和相互馈赠的礼品，这一时期持续了约40年。民国时期的铜墨盒在工艺上更加精湛，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刻铜技法，还发展出了腐蚀版等新工艺，通过在铜面涂抹防腐剂形成防腐膜，再用刻针精细刻划图文，最后放入腐蚀液中形成立体画面效果。

从纹饰内容来看，民清铜墨盒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仿古青铜器纹饰类，如夔龙纹、回字纹、饕餮纹等；二是书画艺术类，往往由书画名家提供画稿，刻铜艺人再将其转刻于铜面；三是诗文格言类，如《朱子家训》《岳阳楼记》等文学作品的摘录；四是博古纹类，常雕刻青铜圆鼎、提梁卣等古代器物形象。这些纹饰不仅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审美，也反映了文人的精神追求。

铜墨盒的款识也是鉴别其年代和作者的重要依据。著名刻铜艺人的作品都会留有款识，如"鹿鸣五十已后作""松游庵"等。底款则常见"清秘""心上""文宝"等字样，这些款识不仅具有鉴定价值，也增添了铜墨盒的文化内涵。从市场价值看，民清时期的铜墨盒因其艺术性和稀有性，在拍卖市场上表现不俗。如陈寅生刻赠梁启超的岳阳楼记墨盒在西泠印社拍卖会上以1.38万元成交，而鹿鸣与丁佛言合作的博古纹铜墨盒估价更高达8万至10万元。

铜墨盒之所以能在民清时期达到艺术巅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延续使得文房用具需求旺盛；北京琉璃厂作为文化中心，聚集了大批书画名家和工艺匠人，为铜墨盒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这种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文房珍品，不仅见证了传统手工艺的辉煌，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成为研究民清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