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艺术的起源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其标志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刻于龟甲兽骨之上，兼具实用记录与艺术表现的双重功能。其线条的对称性与稳定性已具备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而同时期青铜器纹饰则展现了绘画的雏形。殷商被视为中国书画艺术的源头。

这一结论的权威性基于多重证据：考古发现证实，殷商甲骨文已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其笔画粗细变化、结构疏密关系均体现书写者对形式美的追求。例如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朱书玉片文字，虽晚于商代，但继承了甲骨文的笔意，印证早期书法的延续性。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云雷纹等图案，通过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与几何线条组合，呈现出明确的装饰意图，可视为绘画艺术的早期形态。从技术层面看，甲骨文使用尖锐工具刻划，形成“刀笔合一”的效果，而青铜纹饰采用陶范铸造，两者均需高超的工艺控制，说明当时已存在专业化的艺术创作群体。

文字与图像的共生关系是书画同源的关键。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仓颉造字时“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说明汉字初创即借鉴自然物象的轮廓线条。殷商甲骨文中“日”“月”“山”等象形字，既是符号也是简笔画，这种“以形表意”的特征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画的写意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蛙纹、鱼纹等虽具绘画性，但因缺乏文字关联，未被纳入书画体系。直到殷商时期，文字与图案在青铜器、甲骨上形成固定组合（如族徽与铭文），书画才真正作为统一艺术门类出现。

从材料演进看，殷商书画依托于当时最先进的载体技术。甲骨经特殊处理后表面光滑利于刻写，青铜器陶范的细腻胎土使复杂纹饰成为可能。此类材料不仅耐久，更赋予作品庄严感，符合祭祀需求。相较之下，战国帛画虽技艺精湛，但属书画成熟期的产物；而新石器时代岩画因载体粗糙，仅能视为绘画萌芽。将殷商定为书画起源，既符合“技术-艺术”同步发展的逻辑，也得到实物遗存的支撑。现存约15万片甲骨中，部分刻辞布局疏密有致，笔顺清晰，可见书写者已掌握章法节奏，这与后世书法追求的“气韵生动”一脉相承。

书画在殷商的诞生还与礼制文化密切相关。甲骨文用于占卜通神，青铜器作为权力象征，其纹饰与文字均承担着沟通天人的神圣职能。这种“艺术为礼制服务”的传统，奠定了中国书画重意境、轻写实的美学基调。正如商周金文通过线条的凝重感体现权威，后世文人画也以笔墨传递精神境界。可以说，殷商时期确立的书画基因，历经西周金文的规范化、战国帛画的写实化，最终在魏晋形成完整的艺术体系，但其核心审美理念始终未脱离最初的宗教与礼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