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钮铜印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这一时期的龟钮印章已成为官印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龟钮铜印多为官员身份象征，常见于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印章，其形制规范、工艺精湛，体现了汉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与印章文化的兴盛。

龟钮铜印在汉代的确立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龟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遗址、河姆渡文化中已出现玉龟等祭祀用品。至商周时期，龟甲占卜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仪式，《史记》记载商王通过龟甲"决嫌疑，定吉凶"。汉代将这种文化信仰制度化，龟因其"负图而出"的祥瑞传说，被赋予"通神灵、明吉凶"的象征意义，成为皇权正统性的视觉符号。汉代官印制度严格区分等级，据《汉官仪》记载，龟钮专用于高级官员，其材质、钮式与绶带颜色均有明确规定。考古发现的"建威将军章"铜龟钮印，印面2.2×2.3厘米，龟首前伸、背甲线刻纹饰清晰，正是此类官印的典型代表。汉代青铜工艺的突破为龟钮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江西新干商代遗址出土的475件青铜器证明中国青铜铸造技术源远流长，至汉代已能精准铸造龟钮的复杂形态，如徐州博物馆汉"卫武私印"龟钮，四肢关节与甲纹均刻画入微。值得注意的是，龟钮形制在汉代不同阶段呈现明显演变：西汉早期龟身扁平、颈部内缩；新莽时期工艺更趋精细，龟甲纹路规整；东汉后期则出现龟首昂起、背部隆起的特征。这种演变既反映了审美趣味的变化，也暗合了汉代国力的盛衰轨迹。从文化传播角度看，汉代龟钮铜印还见证了中外交流，如古埃及猫头鹰神庙遗址出土的公元前16世纪金龟子印，其龟形钮式与中国商周青铜器纹饰存在相似性，暗示早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互动。至魏晋南北朝，龟钮虽仍沿用，但随印章制度变革逐渐式微，最终在隋唐时期被柄钮取代。无论从文化内涵、制度沿革还是工艺特征考量，汉代都是龟钮铜印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