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四家中的“吴门”指明代苏州的别称。这四位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均活跃于苏州地区，因苏州古称吴门而得名。

这一称谓的由来可从三方面考证：地理上苏州自春秋吴国建城便有“吴”的称谓，元代《平江图》碑刻仍沿用“吴郡”旧称，至明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等县，文人雅士习用“吴门”指代苏州全域。艺术史文献如《吴郡丹青志》明确记载四人“皆吴产也”，清代《佩文斋书画谱》将四人归入“吴中画派”，现代学者徐邦达在《中国绘画史图录》中强调其地域属性，指出“吴门”即标识画家籍贯与艺术活动中心。四家作品题材多描绘太湖、拙政园等苏州景致，如沈周《东庄图》绘友人陈宽庄园，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直接以园林为题，印证其创作与苏州地理文化的深度绑定。

从艺术传承看，“吴门”更暗示着特定的文人画传统。四人虽风格各异，但均继承元代赵孟頫倡导的“书画同源”理念，沈周取法黄公望浑厚笔墨，文徵明追摹王蒙繁密构图，形成以水墨淡彩为主的“吴派”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唐寅、仇英因非士大夫出身，其作品融入更多市井趣味，如仇英《汉宫春晓图》以工笔重彩呈现宫廷生活，这种多样性恰恰体现苏州商业繁荣对艺术的影响。经济史研究显示，成化至嘉靖年间苏州丝织业兴盛，新兴商人阶层成为书画重要买家，促使四家突破传统文人画局限，形成雅俗共赏的“吴门风格”。

“吴门”概念还包含文化认同的维度。四人中沈周终身未仕，文徵明十试不第，却通过结社雅集凝聚苏州文脉。文徵明《惠山茶会图》记录与蔡羽等十九人品茗赋诗的盛况，这种交游网络使“吴门”超越地理符号，成为文人精神共同体象征。美术理论家高居翰在《江岸送别》中分析，四家通过题画诗、钤印等方式强化地域身份，如唐寅“吴趋”闲章、仇英“十洲”款识均暗含对苏州的归属感。正因如此，晚明董其昌虽为松江人，仍将四人作品归为“吴门正脉”，足见这一称谓在艺术史中的权威性。

当代鉴定实践中，“吴门”特征成为辨伪重要依据。故宫博物院专家曾对比沈周《庐山高图》与后世仿品，发现真迹中披麻皴的疏朗笔法贴合太湖石纹理，而伪作常因不谙苏州地貌导致山石结构失真。类似地，2018年苏富比拍卖行通过检测仇英《赤壁图》所用颜料，确认其与明代苏州“姜思序堂”矿物彩的成分一致，为真品鉴定提供关键佐证。这些案例说明，“吴门”既是历史概念，也包含可验证的物质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