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字以九叠篆为典型代表，其官印文字笔画盘曲繁复，转折处常达七至九叠，如"尚书礼部之印"等中央官印的篆文结构紧密均匀，并在边款加刻女真文形成双文合璧的特殊形制。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铜印则创新出"箭镞篆"，在九叠基础上融入箭簇状笔划，体现女真尚武精神。

金代文字形态的独特性源于其政治文化背景。女真政权建立初期便意识到印章作为权力象征的重要性，天辅七年（1123年）诏定印信制度时明确参照宋制，但刻意强化篆文的繁复程度。这种审美选择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图：通过"曲屈平满"的笔画特征彰显"示文治过于宋"的文化正统性诉求。现存黑龙江省出土的"收国元年"玉玺虽保留契丹印风的朴拙感，但已出现三至四叠笔意，印证了早期对宋印的模仿轨迹。大定年间（1161-1189年）完善的官印制度将九叠篆等级化，《大金集礼》规定六品以上用九叠篆，七品以下用垂露篆，形成严格的视觉权力符号体系。从文字学角度看，金代九叠篆承袭了宋代叠篆传统，但笔画转折更为刚硬，结体方整，与宋代叠篆的圆润流畅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发现显示，中央官印如"中书门下之印"的篆文盘曲度可达九至十二叠，远超宋代官印常见的五至七叠，这种夸张处理突显了金朝统治者通过文字形态强化权威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金代文字创新不仅体现在篆书方面，其楷书也融合了辽宋笔法特征，如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金代经卷字体，既保留颜体骨架，又掺入赵佶瘦金体的撇捺特征，形成独特的"金楷"风格。这种多元融合的文字现象，本质上是女真统治者推行"华夷同风"政策的物质载体，通过文字形态的改造完成文化认同的重构。现存金代碑刻如《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篆额与碑文，以及《契丹国志》金刻本中的版刻字体，均为研究金代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艺术价值评估，金代九叠篆官印在国际拍卖市场备受青睐，202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方"都统所印"以287万港元成交，其价值判定核心正是篆文叠数的稀有度与铸造工艺的精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