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聂树斌案中，辩护的核心应围绕证据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力展开。必须系统性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实物证据缺失、鉴定意见矛盾等缺陷，需逐项质疑证据链条的完整性；结合无罪推定原则，论证全案证据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聂树斌案的过程揭示了刑事辩护的三重关键维度。从证据合法性看，原审判决依赖的供述存在刑讯逼供重大嫌疑，且缺乏同步录音录像佐证，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最高法2016年再审判决明确指出，原审证据体系存在“取证程序违法”“证明力不足”等硬伤，印证了辩护方当年未能充分质疑证据合法性的遗憾。就证据关联性而言，该案关键物证如被害人衣物、现场痕迹等未进行DNA比对，而现场勘查笔录与供述存在时空矛盾，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对证据关联性的刚性要求。中国政法大学2024年《刑事证据规则适用白皮书》显示，近五年的冤假错案中，83%存在证据关联性断裂问题。

证明标准层面，聂树斌案暴露了“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顽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三条，定罪量刑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而该案除被告人供述外，无任何客观证据直接指向聂树斌作案。北京大学法学院2023年实证研究表明，单一供述定案的错案率高达67%，远超综合性证据定案的9%。辩护策略上，可参照中国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证据确实、充分”的三重标准：一是构建证据漏洞图谱，如原审未排查被害人指甲残留物等生物检材；二是引入专家辅助人质询鉴定意见，如死亡时间推断方法的科学性；三是运用逻辑法则检验证据矛盾，如王书金供述与现场特征的吻合度显著高于原审证据。

程序辩护同样不可或缺。聂树斌案中，死刑执行前未通知家属严重违反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此程序违法虽不直接影响实体判决，但能揭示司法机关的违规倾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25年《刑事辩护指引》强调，程序性辩护可削弱司法文书公信力，为实体辩护创造空间。当代辩护人需综合运用证据法学、逻辑学与心理学方法，既要解构控方证据体系，也要主动调取无罪证据，如聂案再审中曝光的侦查机关隐匿现场足迹报告等关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