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的定性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等行为，将依照刑法相应规定定罪处罚。网络犯罪并非独立的罪名，而是根据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对应适用刑法中的相关罪名进行惩处。在司法实践中，网络犯罪的定性需同时满足四个要件：犯罪主体需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观方面需具备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体方面侵害他人财产权益及网络信任体系；客观行为需存在技术手段或社交平台欺骗等具体实施方式。

这一法律定性源于我国对网络犯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从司法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已通过多项司法解释明确网络犯罪的认定标准。例如2014年《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确立"综合认定"证明方法，2016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细化网络犯罪的数额认定规则。这些司法解释共同构建了网络犯罪定性的法律框架。从犯罪特征分析，现代网络犯罪呈现智能化、跨平台化趋势，犯罪主体多元化且黑灰产业链成熟，使得传统刑事证明标准面临挑战。司法机关通过允许对海量数据采用"数据真实、信息充分"的优势证明标准进行定量，在保持定性严格证明的有效解决了网络犯罪取证难题。在具体案件中，网络犯罪的定性还需考量技术手段的特殊性。如帮助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需证明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且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包括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支付结算金额达二十万元以上等情形。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也带来管辖权问题，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犯罪地可包括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等多重联结因素。当前网络犯罪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多重威胁，国际刑警组织将其列为四大核心打击领域之一。我国通过网络安全科技馆等普法载体提升公众防范意识，检察机关数据显示涉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多系被诱骗参与，反映出网络犯罪治理需要法律规制与技术防范相结合。这种定性模式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能适应网络犯罪快速演变的特点，为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提供有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