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运用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在于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法理转化为具体辩护策略。首先需严格审查控方证据链的完整性，通过质疑取证程序合法性、证据关联性等手段，阻断"有罪推定"的逻辑基础。例如在诈骗案件中，着重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种法定情形，证明资金实际用途与合同约定一致。其次应积极构建无罪证据体系，包括调取银行流水等客观材料、申请专家鉴定、收集证人证言等。最后需在庭审中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强调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即应依法宣告无罪。

这一辩护路径的正当性源于三重法理支撑。从立法层面看，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2024年修订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对存疑证据"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但司法实践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无罪判决率仅为0.03%，其中公诉案件不足0.016%，远低于大陆法系国家5%的平均水平。这种落差暴露出"侦查中心主义"的体制困境——某省检察院内部规定显示，出现无罪判决即取消全年评优资格，导致96%的存疑案件被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非进入审判程序。

数据表明，有效运用无罪推定需要突破三重障碍。证据层面，2023年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仅占立案总数1.2%，重大案件撤案率近乎为零，律师往往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程序层面，"黄金37天"的救援窗口期常被异化为权力寻租空间，某非法吸存案家属反映，所谓"关系型律师"收取数十万疏通费后实际撤案成功率仅1.2%。认知层面，法院对存疑案件更倾向"疑罪从轻"的折中判决，如浙江法院系统曾出现96个基层法院全年零无罪判决的极端案例。

突破困局需构建技术性辩护体系。在刘某胜故意伤害案中，律师通过论证扇耳光不属于"攻击性不法侵害"，成功否定防卫过当的指控基础。类案分析显示，2018-2024年改判无罪的418起案件中，72%系通过证据合法性审查实现，其中38%涉及言词证据提取程序违法。这要求律师既精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要熟悉跨部门司法解释，如2025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规范取证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的"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要求。唯有将无罪推定的法理内核转化为可操作的证据对抗策略，才能在现有司法框架下为当事人争取最大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