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主要通过三种法定途径了解案情：一是行使会见权，直接向在押犯罪嫌疑人询问案件细节；二是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罪名及案件概况；三是经许可后开展有限调查取证。这三种方式互为补充，但均受法律严格限制，尤其在证据保密性、传递物品禁止等方面有明确禁区。例如律师不得传递立功线索或转达可能涉及串供的内容，否则可能触犯《刑法》第306条。

该答案的法律依据源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确立的律师会见权及第四十条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实践中，侦查阶段信息获取受限源于三个核心矛盾：侦查机关掌握的证据量远超律师，数据显示律师仅能通过嫌疑人单方面陈述获取约37%的案件信息，而侦查机关通过技侦手段（如电子监控、密搜密取等）可掌握完整证据链。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白皮书指出，侦查阶段律师成功调取证据的案例仅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2.6%，因多数证据涉及侦查秘密。第三，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存在天然局限性，约68%的当事人因畏罪或认知偏差导致陈述失真，这与公安机关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固定的口供形成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37天黄金救援期内律师通过会见获取关键线索的成功率达41%，但批捕后骤降至9%，凸显侦查初期信息收集的时效性价值。这种信息壁垒的设计既为保障侦查效率，也为防止律师过早介入影响证据链形成，但客观上形成了辩护准备的专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