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在我国长期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这主要源于国家计划生育时期对避孕用品的推广支持。1994年起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明确将避孕药品和用具列为免税项目，旨在降低生育控制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新通过的《增值税法》已删除该条款，规定自2026年起避孕套将恢复征税，这反映了当前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向。

免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早期免税的核心理据是配合计划生育国策，通过税收杠杆降低避孕成本，提升可及性。数据显示，免税使避孕套零售价降低约13%，显著促进了普及率，我国目前年消费量达60-90亿只。但伴随人口结构变化，2023年《增值税法》修订时，立法者认为原政策已与鼓励生育导向相悖，故取消免税待遇。不过根据过渡安排，2025年底前超市和药店销售的避孕套仍执行免税。

从会计视角看，免税政策直接影响供应链各环节税负。生产企业无需缴纳13%销项税，但相应失去进项税抵扣权；流通环节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同样豁免增值税，最终消费者承担的价格不含该税种。这种设计实质是财政补贴的变体，通过税收减免替代直接拨款。国际比较显示，全球约30%国家对避孕套免税，如英国、加拿大等，其逻辑是将之视为公共卫生必需品。我国政策调整后，避孕套将回归普通商品税收待遇，预计终端售价可能上涨8-10%，但实际影响还需考虑企业营销成本占比（目前达售价的60%以上）等因素。

政策变迁也折射出税收公平性争议。相较避孕套，卫生巾作为女性刚需品仍按13%征税，这种差异被质疑存在性别视角缺失。财政部解释称卫生用品"无本质特殊性"，但学界指出税收政策应更多考量公共健康属性。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城市通过采购提供免费避孕套，如广州2025年向医疗机构投放聚氨酯避孕套等5类计生用品，这种定向补贴或将成为后免税时代的主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