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始于汉代。这一书法形式的萌芽出现在西汉中晚期，并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其基本特征。

关于行书起源的具体考证，需要从文字演变和考古发现两方面综合分析。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明确提到"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刘德升是东汉桓灵时期的书法家。这表明行书在东汉时期已有较为成熟的形态。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更为直观，西汉中晚期的简牍中已出现被称为"粗书"或"新隶体"的书写形式，这种字体省去了隶书的波磔笔画，可以视为行书的最早雏形。东汉中晚期的简牍文书显示，行书开始与楷书接近，相传这一时期刘德升善行书，钟繇和胡昭师从其法。西晋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中，已发现大量成熟的行书遗迹，其风格与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高度相似，这种延续性印证了行书在汉晋之际的发展脉络。

从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看，行书的产生顺应了文字实用化的需求。汉代"隶变"是汉字演变的关键转折，隶书打破了篆书的匀称结构，产生了提按转折等丰富笔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介于正体隶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应运而生，既保持了易辨识性，又提高了书写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行书的成熟是一个渐进过程：西汉中晚期出现萌芽阶段的"新隶体"；东汉中后期形成较为固定的写法；到魏晋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将其推向艺术高峰。将行书的起源定位于汉代，既符合现存实物证据，也契合书法史的发展逻辑。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出土简牍、历代书论以及风格分析等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