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起源于东汉时期，具体可追溯至东汉末年的颍川刘德升。作为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书体，其诞生符合汉字书写效率化的历史需求，既弥补了楷书书写缓慢的不足，又避免了草书难以辨识的缺陷。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明确记载"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这是文献中最早确立行书师承关系的记载。唐代张怀瓘《书断》进一步指出"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虽后世学者对"始创说"存疑，但公认刘德升对行书体系化具有开创性贡献。

从考古实物与文献互证来看，行书的萌芽可上溯至西汉晚期。敦煌出土的东汉简牍中已出现带有行书笔意的墨迹，字形趋方、笔势连贯，印证了卫恒"学之于刘德昇"的记载实为对既有书写习惯的提炼升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促使文书往来频繁，催生了"相闻书"（书信）这一行书早期应用场景，钟繇将之发展为"行押书"，三国时期已成为官方文书辅助书体。值得注意的是，东晋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展现的行书艺术高峰，其笔法渊源正可追溯至刘德升-钟繇-二王这一传承脉络。

艺术演进角度而言，行书在魏晋时期形成"黄金时代"具有必然性。汉代"隶变"打破篆书体系，为行书笔法的解放奠定基础；魏晋玄学思潮强调个性表达，促使行书从实用书写升华为艺术创作。王珉《行书状》称"邈乎嵩岱之峻极，烂若列宿之丽天"，揭示出行书已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载体。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以篆籀笔法入行书，宋代"尚意"书风更将行书推向新境，但追本溯源，其笔法体系始终未脱离东汉末年确立的基本范式。当代书法史学界通过比对居延汉简、长沙吴简等出土文献，进一步确认：行书的规范化确实完成于东汉末至曹魏时期，这与文献记载的刘德升活动年代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