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与文物中记载的名犬种类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袁氏义犬、宋鹊、韩卢、拂秣狗、苍猊（藏獒）等。汉代陶狗文物中常见的"哮天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唐代《簪花仕女图》中的拂秣狗则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的珍贵玩赏犬。苏轼曾为爱犬"乌嘴"作诗，东晋张然的"乌龙"因护主事迹载入《搜神后记》，而乾隆御封的"狗状元"苍猊更凸显古代对猛犬的推崇。先秦《周礼》将犬分为田犬（猎犬）、吠犬（看门犬）、食犬三类，其中田犬因功能卓越最受重视，如春秋时期宋国良犬"宋鹊"以能力著称，《礼记》郑玄注特别提及此犬种。

这一结论的权威性可从三方面论证：考古发现证实中华田园犬的血统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商代墓葬中狗骨数量远超其他动物，东汉随葬陶狗多呈现中华田园犬特征，如1972年成都天回山出土的74厘米高陶狗，学界考证其为重庆犬原型。古代文献体系完整，《南史》记载的袁氏义犬故事被明代改编为杂剧，《五杂俎》记录的"墨麒麟"黑犬与《簪花仕女图》拂秣狗互为印证，宋代《东京梦华录》更详细记载了宠物犬交易市场。第三，古代绘画艺术提供直观佐证，清代郎世宁《十骏犬图》收录"霜花鹞""苍猊"等名犬形象，唐代周昉、南宋李迪等画家均留下珍贵犬类题材画作。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名犬的命名规律兼具文学性与功能性，如"乌龙"取自其毛色与神异事迹，"苍猊"突显藏獒如狮的威猛形态，而"宋鹊"既表明产地又暗喻其鹊羽般的毛色。这种命名传统与当今国际通用的犬种定名规则（如以产地命名的哈士奇）存在跨时空的呼应，反映出古人观察犬类的独特视角。从汉代将狗由食用转为看护伴侣，到唐宋时期贵族对拂秣狗等外来犬种的追捧，这些名犬的演变历程实则映射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