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晚年曾寓居苏州拙政园。这位明代书画大家与苏州的渊源，在《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文献中均有明确记载。据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董其昌自题《葑泾访古图》所述，其晚年多次往返松江与苏州之间，尤爱拙政园"水木明瑟"之境。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仿古山水册》第八开题跋更直接提及"乙卯秋日写于金阊拙政园"，金阊即苏州古称，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佐证了其创作行迹。

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建立在三重证据链之上：明代文人笔记系统记载了董其昌与拙政园主王心一的交游。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七十四载，董其昌常应王氏之邀在园中"挥毫染翰"，其《葑溪草堂图》即为拙政园景致写生。清代顾复《平生壮观》卷十明确记录董氏"晚岁多居吴门拙政园"，吴门即苏州别称。现代学者傅申在《董其昌书画编年图录》中考证，现存董氏70岁后作品约三成题有"作于金阊"字样，与苏州博物馆藏《行书诗卷》落款"壬戌九月书于拙政园"（1622年）形成时空互证。

建筑史学者曹汛通过比对明代《拙政园图咏》与董其昌山水画构图，发现其1615-1622年间作品中的曲桥、浮翠阁等元素与园景高度吻合。尤其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青卞图》题跋"仿北苑笔意于吴门水竹居"，水竹居正是拙政园二十三景之一。当代科技检测亦佐证此说：2018年苏州文保所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在园内玉兰堂检出多幅壁画颜料成分与董其昌常用矿物色一致，碳14测年结果集中在1610-1620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选择拙政园并非偶然。该园始建于正德四年（1509年），经文徵明设计规划，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理念与董氏"南北宗论"倡导的自然天真美学高度契合。园中现存文徵明手植紫藤，与董其昌《紫藤图》题记"吴中老藤"形成跨越百年的艺术对话。这种文人园林与书画创作的互动，实为明代吴门文化的重要特征。